春裝

　　公務出國、公車、公務接待，在這公眾所熟知的“三公”消費之外，浪費嚴重的豪華超標“官衙”，日漸成為社會關註的“第四公”痼疾。據新華社報道，在中央《停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通知》和《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》的威懾下，各地不乏限建清房的成績，但仍發現不少地方“持避風頭心態，應付清房改革”。
　　黨政部門的因公消費事項，很長一段時間里以“三公”面目示人，蓋因“三公”消費積重之深、民怨且大，但並不是說只有“三公”項目值得追問和關註。而今，作為“第四公”的豪華辦公樓被熱議，此後必將還會有第五、第六等其他事項難逃公眾圍觀。南都社論此前曾不止一次呼籲“所有國家財政撥款所涉及的部門與方面，所有耗費公帑進行支撐和運轉的組織和行為，都應該給予國民一個明確的公示和說法”，此之謂也。
　　按照新華社所作的梳理，1949年後第一個政府樓堂館所的“限建令”源於上世紀80年代末。在此後的20多年時間里，僅國家層面發佈的政府性樓堂館所管理文件就超過10個，2013年底印發的《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》中，更是對辦公用房的管理專門設立章節，條目細化到7條。但規範性文件的施行狀況卻顯然不盡如人意，豪華辦公樓、超標辦公用房甚至可以說是逆勢突進。正因為屢禁不止，才有了各種重申和強調，如何突破這種視禁令為無物的怪圈，值得深入反省。
　　2013年底開始的此輪禁令威懾，被外界評價為最強硬、也是輻射面最廣的一次，各地貫徹執行相關禁令的情況，很快就有數據彙總出來：中央國家機關86個部門和單位清理騰退辦公用房365萬平方米；山西清理超標辦公用房64萬平方米，1.5萬餘個項目被停；湖南黨政機關騰退多餘辦公室，面積87萬多平方米……這當然屬於雷厲風行的成績，只是這樣的成績是否能夠經得起公眾多問幾句？騰退、清理有數據，公務消費節約有彙總，但對相關項目(比如公車，比如公務接待，再比如這華麗麗的樓堂館所)的總數、規模卻一直諱莫如深，公眾對總體數據並不明確，便只能在各種成績的虛幻中“深表寬慰”。數以萬計被騰退、清理的辦公用房，究竟是哪些，在清理出來後其具體用途又為何，是閑置還是出租？2013年11月，《南方周末》報道山西的“清房”情況，便發現“很多單位騰出的辦公用房並未被收回，多被原單位以各種理由占據了”。此次新華社的調查也發現，不少騰退出的超標面積被冠以會議室、資料室、活動室的名目。
　　地方政府部門面對新一輪禁令所持的應付、觀望與“假改革”傾向，並不鮮見，甚至在政策出台伊始便有跡可循，究其原因會發現：其一是權力者所發起的自我改革，面臨的最大障礙在於羈束力的不夠，外在制約與監督力量較弱；其二在於被改革的利益攸關方，對禁令能持續多久普遍心懷疑慮，等待、觀望的態度多源自舊有經驗的歸納。事實上，對於包括但不限於豪華樓堂館所在內的諸多因公消費事項，削減現有存量只是改革的第一步(儘管非常關鍵，也凸顯著變革的決心)，要建立起對因公消費事項的制度化約束機制，則必須依賴法治的力量，從權力制衡與約束的源頭開始下大決心，做大努力。
　　每一個因公事項的動議、報批、審查乃至審計程序，是否都確實在起作用，又是否能經得住國民、歷史的追問與考驗？國家財政供養的組織、機構與人員，其一應開銷，其各種大手筆的政績與權力衝動，從人大開始就應當激活嚴格的把關程序以及後續的問責機制。在《憲法》所設計與授權的權力架構之下，人大、政府以及各政黨組織，必須要各司其職，讓權力與權力之間的制衡真的奏效(而非合謀)，讓社會公眾以及媒體的監督有法律的切實保障，不僅是超標辦公樓能從源頭被遏制，各類因公事項的開銷也才能悉數服膺於法律的羈束。
　　新華社報道說，只有“制度+問責”，才能讓違規者在奢華辦公室里“坐不住”，而這種制度之治，應當而且必須要回到法律之治，回到憲法對權力架構的羈束性設計，以及憲法法律的有效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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